【作者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　蒋高明

    4月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撰文报道“中国大规模植树造林效果不好”，质疑中国植树造林运动的实际效果。我们是否真的陷入了“植树造林”偏执？轰轰烈烈的“植树造林运动”是否真的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？今后应该怎样作？所有这些问题，期待答案。

    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“三北防护林”工程、前苏联“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”、阿尔及利亚“绿色坝项目”、美国“罗斯福工程”是人类有史以来四大世界级造林工程，其中“三北防护林”为四大之首。但遗憾的是，除了“罗斯福工程”后来调整策略（护土、还草、人退）、放弃造林，取得成功外，其余三项工程相对于其巨大投资（“三北防护林”已累计投资近40亿），收效都不大，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。每逢春天，人们为何还对“造林”情有独钟呢？

“坍塌的绿色长城”

    首先是认识上的“误区”。中国公众舆论明显对造林有利：“绿化祖国”在许多场合下是等同于“树化祖国”的，这与新闻媒体的宣传不当直接有关。实际上，中国草原覆盖率占40%，森林不到16%。这一生态背景决定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，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，改变天然分布的草原，将付出惨重代价。

　  其次是生态治理存在严重的部门之见。搞林的强调林，搞草的强调草，搞农的强调农，搞水的强调水，很少有人从生态规律上考虑综合的根本治理措施。在宁夏，我们沿途看到许多“生态建设林”成片死亡。20余年来，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“筑城”，尽管局部收效不小，但北京每年仍要“迎接”沙尘暴。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，现在已是“坍塌的绿色长城”：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“小老头树”。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，大范围植树，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。

    遗憾的是，即使在教训面前，那些有严重部门之见的人，包括很多专家在内依然视而不见，找出些许成功的样板来“堵”你的嘴。

财政消耗缺乏生态回报

    利益的驱动是第三大诱因。实际上，树木能不能活，当地老百姓最有发言权。群众明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？除了他们的声音反应不上来和政策命令的因素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：种了有“好处”。

    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，还林有钱，还草则没有钱，或者钱很少。这样，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。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，很显然这里有“油水”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.5米高的獐子松报价300元！树木大部分死去，但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。

    即使造林成功，其投资产出比也不合算。2002年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与“三北防护林”每亩花费两者相加，是326元。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，每户仅从国家“造林”项目中，就有高达48.9万元的当年收益。与其如此，对国家来说，还不如给牧民发工资，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做更合算——没有畜牧，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许多牧民到目前为止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“三北防护林”治理区！

    资金消耗了，但资金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，只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，不足治理区域10％的项目点上。小块地方治住了，大面积退化依然进行。据悉，某旗县用1.5亿元造林治理了6%的退化土地。照这样下去，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84%退化土地（中国草原地区90%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），国家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。

    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担负不起。

沙化治理需落实权责

    中国科学院连续进行4年的实验充分证实：在那些生态退化尚没有达到生态恢复“阈值”的广大草原地区、半干旱荒漠地区，自然界靠其固有的恢复能力是能够实现生态恢复的，既不需要造林，也不需要飞播种草。

    我们采取的“以地养地”、“借助自然力恢复”途径，每亩成本只有20元！在草原或者荒漠地区，破坏因素是人与牲畜，生存压力能否消除是决定生态恢复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    然而，目前正在实行的模式是：经费发放到政府部门或各级政府，治理的风险没人承担。所以要实现生态恢复，必须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。政府、科学家、农牧民，甚至企业家应当联手，寻找理性方案：由国家关心治理效果，企业或者科研部门关实际效益，同时承担治理的风险。只有这样，国家才能既保障生态恢复目标，又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。